父亲16岁时，进秀才。1899年辛亥革命时在西安师范学堂上学。父亲由西安返家立志从事教育，他用极大的热忱把毕生精力献于教育事业。常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白白的来，而是要做一番有益于社会的事”。“在创建二高时，力主以新文化新思想办学，开设数学、语文、史地、自然等新学科。给本地区教育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在1924年全县四处高小会考时名列第一而震动了全城。据学生白寿康回忆说，二高每届毕业生，凡报考中学的没有一个落榜的，进校后也都名列前茅，白明善、白栋材、白如冰等都是父亲的学生。外地来二高就学的人，有来自绥德铁旗坪、崔家湾等地的;二高成了远近皆知，引人注目的学校。
31年，父亲又创建了高杰村女校，这是对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思想的挑战。当时在女小上学后来成为高干的有白茜等十三人。每年冬天，女小学生的烤火柴多由我家无代价地供给。兴办二高时，父亲把我家十二孔窑长期无代价地供学校占用。图书不足，由我家供给，凡是学校缺少的，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即毫不吝惜尽量提供不计报酬。
父亲27年在二高当校长时，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员。有时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书压在父亲铺盖下面并问“你看得怎么样”父亲回答说“我看过了，闹成了很好”。明善被反动派逮捕入狱后，向父亲写信。借阅我家《昭明文选》，父亲很快寄给。明善牺牲后他非常悲痛，每一说起总是感叹地说：唉!死得可惜。终因无法挽回而被杀害，他伤心至极，离村过山西时哭着走出村子。
父亲是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报纸上登载了厦门三童抗击日寇而牺牲的英雄事迹后，他奋笔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厦门三童行》，“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义愤填胸，发表抗日的文章。
父亲厌恶贪官污吏。从来不接触上层人物，长期隐居在寺弯村。在他的诗词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不贪名利不媚官，只落个清贫汉”，本地知情的老年人常对我们说：“你父亲有眼光，常说“要财产干什么!”，“共产主义是社会的历史朝流”这些话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确实是有远见卓识的。
他宽以待人，淡薄钱财。常说“儿孙不如我，要钱财做什么!儿孙胜于我，要钱财做什么!”教育我们不要爱钱，要宽以待人。我母亲说“自她结婚来我家，常住着亲戚家的没娘娃，从未间断过，如张薛家山张国清、袁家沟树梓等。父亲对他们既管养又管教，始终如一，从未忽冷忽热过。
我家祖上三代中医，父亲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业余行医，村人有急病呼之即到，有时半夜凌晨出门看病，救死扶伤，急病人所急，从没有板着面孔对待来人。40年夏天，我村元壁独生子瑞生病情严重，父亲拿出我家仅有的一点犀牛角降温，然而就在不久父亲生命垂危需要此药时，再也无法买到了。
我家在山西近六年之久，村里群众把我们接回高杰村。当时我家一贫如洗，大哥家驹远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生活坎坷。村里老少对我家关怀备至，家家户户登门看望，自觉送枣送粮，就这样解决了全家困难。在父亲病重之际，村里几乎家家都来探病慰问，有的主动为他求医问卜，竭尽全力，力挽病情。此情此景，虽然遥隔七十年，每当忆起如在目前，使我们终生难忘。
（清涧县离休干部 白家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