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绥德分区群众剧团政治指导员、 国家一级编剧尚爱仁
2013年10月，笔者和绥德县政协文史委强伟同志一行赴西安采访曾在绥德工作过的老同志，为编撰绥德文史资料《名州异乡人》收集资料。
尚爱仁同志是我们事先约好的采访对象。他曾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在绥德工作、生活了25个春秋，历任绥德分区群众剧团文化教员、宣传股长、剧务股长、政治指导员，绥德分区文联秘书，绥德县人民委员会文化科长，中共绥德县委宣传部长，绥德县城关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
尚爱仁同志在绥德、榆林乃至陕西省文化艺术界是一位德高望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为绥德晋剧文化的发展和陕北说书、陕北民歌的发掘、传承，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出了无私的、卓越的贡献。
10月13日下午，我们抵达西安，当晚于尚爱仁同志电话联系，获息尚老在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就医。电话里他那浓重的陕北乡音既洪亮又亲切，他约我们次日在医院见面，上午九时许，我们冒着蒙蒙细雨走进他的病房，年逾八旬的尚爱仁正躺在病床吊液体。虽然面容有些消瘦，但一双明眸炯炯有神，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他伸出手来紧紧握住我的手，非常有力，久久没有松开，宛如久别重逢的老友，一见如故。
寒暄几句，便进入我们的采访话题。尚老若有所思片刻，首先回顾了他的家庭背景，接着讲述了绥德分区群众剧团的发展历程。
1929年八月初七，我出生于陕北佳县屈家庄。祖父尚唯一，父亲尚占高，一生以农为主，又粗通中医，可谓半农半医。每逢农闲季节，走村串户，送医上门。他们又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士，宽厚仁慈，善于施舍。
1937年至1943年，我分别在佳县通镇天主堂小学、本村私塾、马家畔小学、通镇完全小学上学。1944年农历三月，在通镇完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考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上学。1945年8月，由米脂中学调入绥德分区群众剧社工作。次年4月在群众剧社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绥德分区群众剧团，我曾分别担任文化教员、宣传股长、政治指导员。后来历任绥德分区文联秘书、县政府文化科长、县委宣传部长。
在回顾绥德剧团的创建和发展演变情况时，尚老精神饱满，异常激动。他说：绥德分区群众剧团成立于1943年秋末，最初从张宗彪、黄锡厚、闫万青几个私人戏班中挑选了一部分演奏人员，成立了绥德剧社，归绥德县政府领导，团长刘国进、指导员蒲正文、文化教员白龙。1944年到1945年，剧团主要抓了老艺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演员进行文化教育，开展扫盲识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期间，由老艺人雷明亮、田世雄排练上演了历史剧《武松杀嫂》《粉庄楼》《莲花庵》《潞安州》等几个剧目。
1946年初，中共绥德地委决定，成立绥德分区文艺社，农历四月初八，接收了绥德群众剧社和米脂大众剧团。绥德群众剧社领导成员由王爱民、张继书、马忠智和我组成，王爱民任团长。米脂大众剧团领导成员由党启锡、朱桂林、刘海峰组成，党启锡任团长。同年秋末冬初，地委决定，将绥德、米脂两个剧团整编合并为绥德分区群众剧团，共有演职人员70多人，先后新排演了《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千古恨》《将相和》等历史剧目。
是年年底，为了欢迎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师长胡景铎及其官兵，分区群众剧团在县城中山礼堂慰问演出新编历史剧《千古恨》，胡景铎看后深受感动。他在欢迎会上说：“我看了《千古恨》后，从岳飞身上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岳元帅本来是一位坚持抗击金兵的忠臣，但他最后忠于了一个不抵抗的皇帝，那是愚忠。看来我决心起义，弃暗投明，参加革命队伍，是非常正确的，是忠于人民的。”地委领导和二十二军胡景铎部官兵对这次成功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赞扬。
1947年8月，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陕北，剧团转移山西荫蔽，处境十分艰难，历经月余时间，胡宗南部溃逃后，剧团返回陕北，参加了西北局义合会议的慰问演出。
1948年春节，剧团紧密配合解放战争，开展支前工作，参加了绥市各界秧歌宣传演出，由我和何金仙、王玉琴、梁才合作演出现代小戏《做军鞋》，当时在绥德城乡引起强烈的反响。同年三、四月，剧团搬迁九贞观大院，从此绥德剧团有了固定的住房。接着地委决定成立绥德分区群众剧团第二团，主要目的为了培养晋剧接班人。在原有的常建荣、常锦云、尚彩霞、李东升、闫晓明、曹锦仁等八九个青年学生的基础上，又招收了马瑞生、胡银州、霍云亮、姜仲元、杜成芝、马青娥等30多名学生，由雷明亮、高保成担任专职教练、导演，新编排了《忠义图》《长坂坡》《九江口》《八岔庙》《献弓图》等5本戏。二团成立后团长朱桂林，我任政治指导员兼剧务股长。
1949年6月，榆林和平解放，中共绥德地委派群众剧团一团赴榆林慰问演出，为早先进城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投诚起义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官兵以及榆林市民演出《八义图》《打金枝》《鱼腹山》《玉虎坠》《北京四十天》等古典剧目。在庆祝榆林和平解放群众大会期间，演出新编历史剧《鱼腹山》，张达志和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对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由绥德分区群众剧团剧务股长张星明接收了原国民党榆林剧团。
1958年，绥德群众剧团参加了西北五省区戏剧会演，由我和霍云亮、李东升同志携手创作的现代戏《除夕之夜》上演后，轰动了省城西安，剧本在西安《工人文艺》杂志发表。古装历史剧《辕门斩子》中扮演杨六郎的任凤仙的唱段，由上海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在全国发行。绥德剧团演员任凤仙、田世雄、焦培元、赵有福、陈桂楼、李东升、何金仙、闫晓明、王玉琴光荣地出席了陕西省戏剧家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并被吸收为省戏剧家协会会员。
尚老深有感触地回忆说，绥德分区群众剧团从1943年创建到新中国诞生后的十多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先后排演古装历史剧80多本，折子戏50多个，现代新戏50多本。培养年轻演员100多人。先后多次参加榆林地区、陕西省、山西省、西北五省和文化部举行的戏剧会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绥德乃至陕北地区晋剧文化的传播、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尚老满怀深情地说，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参加绥德群众剧社的焦培元、田世雄、雷明亮、任凤仙、陈桂楼、赵有福、何金仙、李树林、筱桂英、石金柱、李天春、李全则、温兆林等50多位老艺人，他们在幼年时大都家境苦寒，为了生计离乡背井，西渡黄河到达异乡绥德。几十年如一日，寒来暑往，无私奉献。其中有不少老艺人，贫困潦倒，终身未娶，无儿无女，孤寡一人，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汗，最终长眠于绥德这块黄土地。我与他们朝夕相处几十年，他们既是我的学生，又是我的老师，相依为命，感情殊深，至今不能忘怀……尚老流下了辛酸、深情、激动的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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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爱仁和夫人何金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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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谈话期间，他的老伴何金仙走进了病房，老尚又笑了起来，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的老伴何金仙，她在绥德剧团工作了四十多年，比我名气大，在榆林地区南六县提起“金仙”，那可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她是在古装历史剧中扮演刘金定、穆桂英、折赛花、杨排风、三霄妹和《茶瓶记》中丫环春红等角色出了名的。现在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几十年来，我们肝胆相照，相濡以沫，互相勉励，互相学习，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操持家务，照顾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手。要说我的事业有一点成就，应该有她的一半功劳。说着老尚和何金仙又朗声大笑起来。 当我们问及1947年绥德分区群众剧团，在义合为西北局高干会议演出的情况时，尚老一下子坐了起来，心情异常激动，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手上扎着的吊针，耄耋老人活像一个风风火火的顽童，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情景，老人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1947年，胡宗南秉承蒋介石旨意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群众剧团随即转移山西碛口陈家塬。同年秋，胡宗南部溃逃，剧团旋即返回陕北佳县螅蜊峪等地慰问演出。一天早上，绥德专署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调群众剧团立即返回绥德义合薛家渠，接受新的任务。我们随即雇用脚夫，驮运服装、道具，于次日星夜赶到薛家渠。当晚，我们找到了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张邦英和秘书长乔备果。获息剧团要为西北局在义合召开的会议演出。张邦英指示我们做好演出准备，并于明天早上与贺老总(贺龙)和习仲勋书记商量有关演出事宜。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拿着戏谱，与张邦英等同志到了贺老总住的窑洞。炕上摆放着用木板搭起的临时床铺，床上放着一床普通战士的铺盖。当地委张书记向贺龙同志介绍后，贺老总连忙倒水、让座，非常热情。看到贺老总如此和蔼可亲，临行时的那种紧张、拘谨的感觉顿时消失。我简单汇报了剧团的情况后，就把戏谱交给贺老总，请他挑选演出剧目。贺老总仔细地看完戏谱后，高兴地说，你们这个剧团不错呀，能演出这么多戏。当时，绥德群众剧团能上演的古装剧目有《三打祝家庄》《千古恨》《逼上梁山》《廉颇蔺相如》《打金枝》等50多本，同时还可演出折子戏七、八十个。最后贺老总提议演出《打金枝》。我说，这个戏不太长，再加演一折《黄鹤楼》，我们有个唱小生的演员叫明亮子，扮演周瑜唱得不错，贺老总欣然同意了我的建议。
演出剧目选定后，贺龙同志一定要留我们在他那里吃饭。记得那时虽然进入初冬季节，但风和日丽，温暖如春，饭桌摆放在老乡的院子里，吃得是白面蒸馍，还有炒洋芋，炒鸡蛋。尽管贺老总和习仲勋如此热情款待，但与这么大的首长同桌就餐，还是有些拘束，记得那顿饭我没敢吃饱，回到剧团后又吃了一大碗“和和饭”。
当天晚上在薛家渠村半山坡的庙院戏台上演出，庙院不是很大，可容纳四、五百观众。掌灯时分，演出开始，习仲勋、贺龙、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李卓然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以及各分区党政军领导都在台下观看演出，演员们演得特别认真，首长看得非常开心，热烈的鼓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当天晚上，由于四乡群众太多，庙院太小，许多农民群众进不了庙院，没有看上演出。贺老总、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毅然决定第二天搬到薛家渠村对面坪上演出。次日一早，村里几十个老乡主动跑来帮助我们搭戏台，一个上午就把戏台搭好了。台子搭好后，西北局俱乐部的老石同志又叫大家在戏台下面挖了五尺深，两丈长，一丈宽的一个大土坑。我疑惑不解地问老石，挖这个大坑干什么?老石说，首长恐怕坐在前面影响老乡看戏，就指示挖个坑，开戏后首长就坐在坑里看。
晚上快开演了，成群结队的群众从义合和刘家川两个方向赶来，首长们坐的土坑周围挤满了四乡农民，他们好奇地询问，哪个是贺老总?哪个是习书记?哪个是林主席?老乡们互相议论：共产党真和咱老百姓是一家人，这么大的官没有一点架子，不光和咱老百姓一搭里看戏，还怕咱看不好，他们就坐在土坑里……
有一天晚上，演出《廉颇蔺相如》，在开演前我走上舞台介绍了剧情。我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演出《廉颇蔺相如》。贺老总在台下笑呵呵地说，不对，是《将相和》……我很快就说：对，今晚演出《将相和》，贺老总又说：还不对，是“完璧归赵”。我赶紧又说：对，还不对，是“完璧归赵”。这时，台下土坑里的贺老总、习仲勋、林伯渠等首长热烈的鼓起掌来，笑的前俯后仰。
那年冬季的一个多月时间，绥德分区群众剧团先后在西北局驻地薛家渠，联防司令部驻地刘家川，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雷家沟等地，连续演出40多场次。演出期间，习书记、贺老总对演员的生活特别关心，曾多次来剧团看望，并派人送来小米和羊肉，使全体演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当时，由于胡宗南多次进犯陕北，群众生活处于艰难的困境，剧团完全依赖赶庙会过日子，生活越来越困难。习仲勋和贺龙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当即决定绥德分区群众剧团由自负盈亏改为国家供给制。从1947年冬开始，全团编制68人，全部享受供给制待遇。消息传来，全团上下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全体演职人员牢记习书记、贺老总的关怀，克服重重困难，自编自演《穷人恨》《保卫和平》《做军鞋》《上冬学》等革命现代戏，坚持常年上山下乡为农民群众慰问演出。1947年隆冬季节，剧团奔赴清涧等地，为正在进行“三查”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慰问演出。连续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坚持自己搬运戏箱，自己搭建舞台，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严寒的风雪，翻山越岭，演出30多场次，受到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这说这里，尚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每当回想起这件往事，就好象昨天的事一样，记忆犹新。它对我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深刻、令人永远难忘。它永远给我教育、给我鼓舞、给我力量。习仲勋、贺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血肉相连，就连看戏这样的小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咱老百姓。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忠实公仆，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在采访休息期间，笔者无意中说起陕北说书的话题。尚老倏而又坐了起来，神情异常激动，双手作了一下弹三弦的动作，滔滔不绝，又打开了话匣子。
陕北说书，历史久远。大都是记述历史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民间传闻故事，迷信色彩比较浓厚。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使我深受鼓舞和启示。从此，我就萌发了创作改编陕北说书的念头。1947年冬，我以著名诗人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为蓝本，改编为陕北说书，这算是我一生中比较成功的作品。这篇说书词后来由长安书店出版发行，在陕北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时，受到著名曲艺大师韩起祥的高度赞扬。当时绥德县著名说书艺人石维君、党福祥、贺生荣、王进康等都把新编的陕北说书《王贵与李香香》当作自己的拿手曲目，游说传唱于陕北广大农村，一时间陕北说书《王贵与李香香》在陕北各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51年，我调到绥德分区文联工作，曾两次担任盲艺人训练班的班主任。培训了近二百名说书艺人。盲艺人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行动极不方便，生活上非常困难，多数人比较自悲。我非常同情他们，尽量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亲近他们，在艺术上耐心指导他们，鼓励他们树立起生活与学习的坚强信念。在短时间内，他们都学会了《王贵与李香香》和《刘巧团圆》几本新书，而且说唱演技非常到位感人。盲艺人坚持走村串户，说唱演出，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赞誉不绝。通过盲艺人学习班的培训，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每逢开场说书前，他们都能说唱一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书词。当时在绥德及至陕北各地编新书、说新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尉然成风。
1952年，我带领陕北民歌《东方红》的作者，佳县民间艺人李有源和西北著名民歌手张天恩等人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遵照当时省文联主席杨醉乡的指示，我详细地采访了李有源，记录整理了“我是怎样编东方红”的专题文章，首次向人们介绍了《东方红》的创作过程。
1953年，我和陕北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陕北二人台艺人丁喜才一行赴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会议期间，我虚心向韩起祥学习陕北说书，在他的指点下，我的陕北说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在绥德工作了近30年时间，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穷朋友，有说书的、唱戏的、耍皮影的，吹皮打鼓的……几十年来，我保持经常与他们联系和勾通，了解和关心他们的生活。这些民间艺人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我经常与他们一起聚会，请教商榷说唱、吹奏、弹拨技艺，在他们中间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三年困难时期，这些老艺人的生活处于艰难的困境，唢呐艺人马栓、大牛，说书艺人石维君、王进康，每当街头碰见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憔悴的面容，心里非常难过和不安，只要身上带钱和粮票、布票，就给他们一点。别看这些老艺人穷，但他们很有骨气，经常推辞不要。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是老百姓，穷艺人，我是公家人，比你们有钱，不要白不要，尴尬的局面一下子消除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宣传部长，被打成“走资派”，经常遭到批判和斗争。在好几次批斗会上，唢呐艺人大牛坐在我前面，悄悄给我说些宽心话。贺家湾说书艺人王进康，文革时期听说我关进“牛棚”接受批判，徒步70多里路上城里看我，遭到造反派的拒绝。听说他回去失声痛哭，逢人就说，老尚是个大好人，没想到这样的好人也不自由了，让人家见一面也不能……
说到动情之处，尚老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待尚老情绪平静后，我们又谈起了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话题。尚老笑着说，其实我只有初中念了一年书的文化水平，说文艺创作谈不上，不就是编了些不顺口的顺口溜、说书词、快板词，没什么好谈的。
笔者随即插话说，50年代，我听过盲艺人石维君、张崇华演说过你编写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和《打刘戡》，1958年大跃进时代唱过你编写的歌词《歌唱一二三》《大战二郎山》，觉得很顺口，很流畅，至今记忆犹新，我随即背诵了几句。一下子把尚老斗乐了，哈哈大笑说，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看来你的记性很不错。
尚老接着说：那个年代的文艺创作主要面向工农兵大众，要通俗易懂，要让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理解得了。特别是文艺作品，如果老百姓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唱什么?他就不愿意听，不愿意看。我写的那些说书词、快板，小戏剧都是咱陕北土话，老百姓都能听懂。记得我创作的陕北说书除《王贵与李香香》外，还有《农民领袖李自成》《半斤糖》《回娘家》《七勇士》《树碑记》《奇婚记》《献宝记》和《新官上任一把火》。曲艺作品多为短篇陕北说书和快板词，有《转战陕北毛泽东》《智退敌兵彭老总》《治沙英雄牛玉琴》《幸福全靠共产党》《榆高渠上女石匠》《两亲家》《打酒瓶》等。小戏剧作品有《千年黄河要变清》《秋生和秀芬》《男到女家》《送红匾》《万水归田》等，所有作品大约有50多万字，但这些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比较适合在乡下农村演出，可以不要布景、道具，不要舞台、化装，老乡们围成一个圈就可以演出观看，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理解得了。
在采访中我们再三请求尚老说两段他曾经创作的顺口溜。尚老谦虚的说，说是顺口溜，其实也不太顺口。时间过去几十年了，大都记不清楚了。记得在1979年，榆林在全区12个县选拔了50多位民间艺术精华人才，集中排练了一台陕北民间文艺节目，赴西安参加了陕西省民间文艺会演，演出还算成功，获得17个奖项。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无法按捺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当时就编了段赞扬六六旦、王向荣、晋文华、张有万等几位民间艺术家的顺口溜。
笔者顺便录其两段，以飨读者。
1947年，胡宗南秉承蒋介石旨意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群众剧团随即转移山西碛口陈家塬。同年秋，胡宗南部溃逃，剧团旋即返回陕北佳县螅蜊峪等地慰问演出。一天早上，绥德专署派人送来紧急通知，调群众剧团立即返回绥德义合薛家渠，接受新的任务。我们随即雇用脚夫，驮运服装、道具，于次日星夜赶到薛家渠。当晚，我们找到了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张邦英和秘书长乔备果。获息剧团要为西北局在义合召开的会议演出。张邦英指示我们做好演出准备，并于明天早上与贺老总(贺龙)和习仲勋书记商量有关演出事宜。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紧张而激动的心情拿着戏谱，与张邦英等同志到了贺老总住的窑洞。炕上摆放着用木板搭起的临时床铺，床上放着一床普通战士的铺盖。当地委张书记向贺龙同志介绍后，贺老总连忙倒水、让座，非常热情。看到贺老总如此和蔼可亲，临行时的那种紧张、拘谨的感觉顿时消失。我简单汇报了剧团的情况后，就把戏谱交给贺老总，请他挑选演出剧目。贺老总仔细地看完戏谱后，高兴地说，你们这个剧团不错呀，能演出这么多戏。当时，绥德群众剧团能上演的古装剧目有《三打祝家庄》《千古恨》《逼上梁山》《廉颇蔺相如》《打金枝》等50多本，同时还可演出折子戏七、八十个。最后贺老总提议演出《打金枝》。我说，这个戏不太长，再加演一折《黄鹤楼》，我们有个唱小生的演员叫明亮子，扮演周瑜唱得不错，贺老总欣然同意了我的建议。
演出剧目选定后，贺龙同志一定要留我们在他那里吃饭。记得那时虽然进入初冬季节，但风和日丽，温暖如春，饭桌摆放在老乡的院子里，吃得是白面蒸馍，还有炒洋芋，炒鸡蛋。尽管贺老总和习仲勋如此热情款待，但与这么大的首长同桌就餐，还是有些拘束，记得那顿饭我没敢吃饱，回到剧团后又吃了一大碗“和和饭”。
当天晚上在薛家渠村半山坡的庙院戏台上演出，庙院不是很大，可容纳四、五百观众。掌灯时分，演出开始，习仲勋、贺龙、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李卓然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以及各分区党政军领导都在台下观看演出，演员们演得特别认真，首长看得非常开心，热烈的鼓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当天晚上，由于四乡群众太多，庙院太小，许多农民群众进不了庙院，没有看上演出。贺老总、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毅然决定第二天搬到薛家渠村对面坪上演出。次日一早，村里几十个老乡主动跑来帮助我们搭戏台，一个上午就把戏台搭好了。台子搭好后，西北局俱乐部的老石同志又叫大家在戏台下面挖了五尺深，两丈长，一丈宽的一个大土坑。我疑惑不解地问老石，挖这个大坑干什么?老石说，首长恐怕坐在前面影响老乡看戏，就指示挖个坑，开戏后首长就坐在坑里看。
晚上快开演了，成群结队的群众从义合和刘家川两个方向赶来，首长们坐的土坑周围挤满了四乡农民，他们好奇地询问，哪个是贺老总?哪个是习书记?哪个是林主席?老乡们互相议论：共产党真和咱老百姓是一家人，这么大的官没有一点架子，不光和咱老百姓一搭里看戏，还怕咱看不好，他们就坐在土坑里……
有一天晚上，演出《廉颇蔺相如》，在开演前我走上舞台介绍了剧情。我说，同志们，今天晚上演出《廉颇蔺相如》。贺老总在台下笑呵呵地说，不对，是《将相和》……我很快就说：对，今晚演出《将相和》，贺老总又说：还不对，是“完璧归赵”。我赶紧又说：对，还不对，是“完璧归赵”。这时，台下土坑里的贺老总、习仲勋、林伯渠等首长热烈的鼓起掌来，笑的前俯后仰。
那年冬季的一个多月时间，绥德分区群众剧团先后在西北局驻地薛家渠，联防司令部驻地刘家川，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雷家沟等地，连续演出40多场次。演出期间，习书记、贺老总对演员的生活特别关心，曾多次来剧团看望，并派人送来小米和羊肉，使全体演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当时，由于胡宗南多次进犯陕北，群众生活处于艰难的困境，剧团完全依赖赶庙会过日子，生活越来越困难。习仲勋和贺龙同志知道这些情况后，当即决定绥德分区群众剧团由自负盈亏改为国家供给制。从1947年冬开始，全团编制68人，全部享受供给制待遇。消息传来，全团上下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全体演职人员牢记习书记、贺老总的关怀，克服重重困难，自编自演《穷人恨》《保卫和平》《做军鞋》《上冬学》等革命现代戏，坚持常年上山下乡为农民群众慰问演出。1947年隆冬季节，剧团奔赴清涧等地，为正在进行“三查”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慰问演出。连续一个多月时间，我们坚持自己搬运戏箱，自己搭建舞台，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严寒的风雪，翻山越岭，演出30多场次，受到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这说这里，尚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每当回想起这件往事，就好象昨天的事一样，记忆犹新。它对我是那样地新鲜、那样地深刻、令人永远难忘。它永远给我教育、给我鼓舞、给我力量。习仲勋、贺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依，血肉相连，就连看戏这样的小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咱老百姓。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忠实公仆，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在采访休息期间，笔者无意中说起陕北说书的话题。尚老倏而又坐了起来，神情异常激动，双手作了一下弹三弦的动作，滔滔不绝，又打开了话匣子。
陕北说书，历史久远。大都是记述历史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民间传闻故事，迷信色彩比较浓厚。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使我深受鼓舞和启示。从此，我就萌发了创作改编陕北说书的念头。1947年冬，我以著名诗人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为蓝本，改编为陕北说书，这算是我一生中比较成功的作品。这篇说书词后来由长安书店出版发行，在陕北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同时，受到著名曲艺大师韩起祥的高度赞扬。当时绥德县著名说书艺人石维君、党福祥、贺生荣、王进康等都把新编的陕北说书《王贵与李香香》当作自己的拿手曲目，游说传唱于陕北广大农村，一时间陕北说书《王贵与李香香》在陕北各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51年，我调到绥德分区文联工作，曾两次担任盲艺人训练班的班主任。培训了近二百名说书艺人。盲艺人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行动极不方便，生活上非常困难，多数人比较自悲。我非常同情他们，尽量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亲近他们，在艺术上耐心指导他们，鼓励他们树立起生活与学习的坚强信念。在短时间内，他们都学会了《王贵与李香香》和《刘巧团圆》几本新书，而且说唱演技非常到位感人。盲艺人坚持走村串户，说唱演出，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赞誉不绝。通过盲艺人学习班的培训，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每逢开场说书前，他们都能说唱一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书词。当时在绥德及至陕北各地编新书、说新书，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尉然成风。
1952年，我带领陕北民歌《东方红》的作者，佳县民间艺人李有源和西北著名民歌手张天恩等人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遵照当时省文联主席杨醉乡的指示，我详细地采访了李有源，记录整理了“我是怎样编东方红”的专题文章，首次向人们介绍了《东方红》的创作过程。
1953年，我和陕北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陕北二人台艺人丁喜才一行赴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会议期间，我虚心向韩起祥学习陕北说书，在他的指点下，我的陕北说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在绥德工作了近30年时间，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穷朋友，有说书的、唱戏的、耍皮影的，吹皮打鼓的……几十年来，我保持经常与他们联系和勾通，了解和关心他们的生活。这些民间艺人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我经常与他们一起聚会，请教商榷说唱、吹奏、弹拨技艺，在他们中间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三年困难时期，这些老艺人的生活处于艰难的困境，唢呐艺人马栓、大牛，说书艺人石维君、王进康，每当街头碰见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憔悴的面容，心里非常难过和不安，只要身上带钱和粮票、布票，就给他们一点。别看这些老艺人穷，但他们很有骨气，经常推辞不要。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是老百姓，穷艺人，我是公家人，比你们有钱，不要白不要，尴尬的局面一下子消除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担任中共绥德县委宣传部长，被打成“走资派”，经常遭到批判和斗争。在好几次批斗会上，唢呐艺人大牛坐在我前面，悄悄给我说些宽心话。贺家湾说书艺人王进康，文革时期听说我关进“牛棚”接受批判，徒步70多里路上城里看我，遭到造反派的拒绝。听说他回去失声痛哭，逢人就说，老尚是个大好人，没想到这样的好人也不自由了，让人家见一面也不能……
说到动情之处，尚老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待尚老情绪平静后，我们又谈起了有关文艺创作方面的话题。尚老笑着说，其实我只有初中念了一年书的文化水平，说文艺创作谈不上，不就是编了些不顺口的顺口溜、说书词、快板词，没什么好谈的。
笔者随即插话说，50年代，我听过盲艺人石维君、张崇华演说过你编写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和《打刘戡》，1958年大跃进时代唱过你编写的歌词《歌唱一二三》《大战二郎山》，觉得很顺口，很流畅，至今记忆犹新，我随即背诵了几句。一下子把尚老斗乐了，哈哈大笑说，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看来你的记性很不错。
尚老接着说：那个年代的文艺创作主要面向工农兵大众，要通俗易懂，要让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理解得了。特别是文艺作品，如果老百姓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唱什么?他就不愿意听，不愿意看。我写的那些说书词、快板，小戏剧都是咱陕北土话，老百姓都能听懂。记得我创作的陕北说书除《王贵与李香香》外，还有《农民领袖李自成》《半斤糖》《回娘家》《七勇士》《树碑记》《奇婚记》《献宝记》和《新官上任一把火》。曲艺作品多为短篇陕北说书和快板词，有《转战陕北毛泽东》《智退敌兵彭老总》《治沙英雄牛玉琴》《幸福全靠共产党》《榆高渠上女石匠》《两亲家》《打酒瓶》等。小戏剧作品有《千年黄河要变清》《秋生和秀芬》《男到女家》《送红匾》《万水归田》等，所有作品大约有50多万字，但这些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比较适合在乡下农村演出，可以不要布景、道具，不要舞台、化装，老乡们围成一个圈就可以演出观看，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理解得了。
在采访中我们再三请求尚老说两段他曾经创作的顺口溜。尚老谦虚的说，说是顺口溜，其实也不太顺口。时间过去几十年了，大都记不清楚了。记得在1979年，榆林在全区12个县选拔了50多位民间艺术精华人才，集中排练了一台陕北民间文艺节目，赴西安参加了陕西省民间文艺会演，演出还算成功，获得17个奖项。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无法按捺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当时就编了段赞扬六六旦、王向荣、晋文华、张有万等几位民间艺术家的顺口溜。
笔者顺便录其两段，以飨读者。
赞王向荣
拦羊后生王向荣，生来一口好嗓音，
高吭圆润吐字真，唱出一股陕北风。
府谷唱到榆林城，西安唱红走北京，
拍把电视上电影，羊倌变成大明星。
赞晋文华
年迈艺高晋文华，自幼苦学吹唢呐，
音色美，音量大，吐字清晰好指法。
西安吹得人人夸，北京评论也最佳，
过去吹手受欺压，如今人称艺术家。
赞“六六旦”
年过花甲六六旦，老头巧把姑娘扮，
挥舞彩扇百花绽，行如流水好身段。
当年赴京去汇演，六六就把身手显，
如今虽然成老汉，踢开场子满台转。
拦羊后生王向荣，生来一口好嗓音，
高吭圆润吐字真，唱出一股陕北风。
府谷唱到榆林城，西安唱红走北京，
拍把电视上电影，羊倌变成大明星。
赞晋文华
年迈艺高晋文华，自幼苦学吹唢呐，
音色美，音量大，吐字清晰好指法。
西安吹得人人夸，北京评论也最佳，
过去吹手受欺压，如今人称艺术家。
赞“六六旦”
年过花甲六六旦，老头巧把姑娘扮，
挥舞彩扇百花绽，行如流水好身段。
当年赴京去汇演，六六就把身手显，
如今虽然成老汉，踢开场子满台转。
最后尚老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生很平凡，没有干什么大事业，用咱陕北话说，就是吹吹打打，说说唱唱。我在青年时代，下乡登台唱过戏，进城上街说过书，不仅能演现代戏，而且还会唱古装戏。会唱山西梆子、陕北道情、陕北二人台、陕北碗碗腔……样样都能来两下子，样样都不精通。有人说“艺多不扶人”，有人说“艺多不亏人”。对我这样一个艺术管理干部来说，我的体会还是“艺多不亏人”。因为能与演员同台演戏，与乐队同台伴奏，与民间艺人们一起吹拉弹唱，这样就有利于接近群众，只要和群众关系密切了，感情融洽了，领导和组织协调就顺畅了，工作也就好做了。
我觉得，我不像是一个专业艺术家，倒像是一个陕北民间艺人，勉强算是一个艺术管理干部。几十年来，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抓好剧团工作，繁荣文艺创作，培养文艺人才，进行文艺改革，继承和发扬陕北民间文化艺术……我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纵观自己的一生，我感到满足和欣慰。
1970年10月，尚爱仁恋恋不舍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绥德，调任榆林地区文工团团长。1973年，任榆林地区文教局副局长，1980年地区文化局成立，尚爱仁同志任中共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期间，他大胆改革创新，组织有关人员，创作了大量民间艺术剧目，先后排演了陕北道情现代戏《朝阳人家》《春燕展翅》;陕北二人台小戏《上工之前》《关怀》;二人台大型歌剧《普通人的命运》等剧目。同时参加了全省文艺会演，并获得多项大奖。
1975年初，正是“四人帮”横行期间，尚爱仁大胆提出召开全区陕北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改革座谈会的意见，得到地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座谈会如期召开。全区40多位著名民间艺术家出席会议。省文化厅、西安市、延安地区的有关文艺团体派遣文艺专业人员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挖掘收集、整理了大量将近失传的珍贵的陕北民间艺术资料。1979年，在尚爱仁的领导下，调集全区各县民间表演艺术精英，集中编排了一台陕北民间文艺节目，参加了陕西省民间文艺会演，获得了多项大奖，轰动了古城西安。
我觉得，我不像是一个专业艺术家，倒像是一个陕北民间艺人，勉强算是一个艺术管理干部。几十年来，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抓好剧团工作，繁荣文艺创作，培养文艺人才，进行文艺改革，继承和发扬陕北民间文化艺术……我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纵观自己的一生，我感到满足和欣慰。
1970年10月，尚爱仁恋恋不舍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绥德，调任榆林地区文工团团长。1973年，任榆林地区文教局副局长，1980年地区文化局成立，尚爱仁同志任中共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期间，他大胆改革创新，组织有关人员，创作了大量民间艺术剧目，先后排演了陕北道情现代戏《朝阳人家》《春燕展翅》;陕北二人台小戏《上工之前》《关怀》;二人台大型歌剧《普通人的命运》等剧目。同时参加了全省文艺会演，并获得多项大奖。
1975年初，正是“四人帮”横行期间，尚爱仁大胆提出召开全区陕北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改革座谈会的意见，得到地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座谈会如期召开。全区40多位著名民间艺术家出席会议。省文化厅、西安市、延安地区的有关文艺团体派遣文艺专业人员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挖掘收集、整理了大量将近失传的珍贵的陕北民间艺术资料。1979年，在尚爱仁的领导下，调集全区各县民间表演艺术精英，集中编排了一台陕北民间文艺节目，参加了陕西省民间文艺会演，获得了多项大奖，轰动了古城西安。
1982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应文化部邀请，尚爱仁带领榆林民间歌舞汇报演出团赴京演出并又一次获得大奖。曾经在延安、绥德战斗、生活的老同志习仲勋、刘澜涛、张达志等看了他们的精彩表演后，被炽热的陕北民间艺术氛围感动得热泪盈眶。演出期间，文化部组织召开了在北京的和部分省市文艺工作者参加的经验交流会。会上，尚爱仁同志作了《让陕北民间艺术之花更加艳丽芳香》的专题发言，全面阐述了搞好民间音乐、舞蹈艺术的挖掘、整理、继承、发展工作的实践经验，极大地引起了与会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的关注。同时，与会代表对演出节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会上，文化部予演出团赠送了锦旗并颁发奖金两万元。
1984年7月，经过尚爱仁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奔波协调，在中央文化部、省文化厅、中共榆林地委的大力支持下，榆林民间艺术团正式挂牌成立。李增恒(六六旦)、王向荣等一批民间艺术人才获批特招进入艺术团。榆林民间艺术团组建成立后，在尚爱仁的亲自组织领导下，编排了许多独具陕北地方特色的民间文艺节目。艺术团飘洋过海，先后出访欧美、日本、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优异的贡献。
1985年，尚爱仁调任陕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期间，他仍然坚持陕北民间文艺的研究和创作。1987年春节，他刚调任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 就参与组织领导原绥德老文艺工作者采风团回陕北绥德等 地进行慰问演出。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在家乡的土坑上，在戏场、秧歌场里，他再一次见到那些熟息的面孔，他与民间艺人们促膝攀谈，共叙家常。为了进一步促进陕北地区民间曲艺的创作，尚爱仁积极联络推荐榆林地区热心曲艺创作的李德忠、张俊谊、艾谱和盲艺人郭兴玉、马瑞增等人加入了陕西省曲艺家协会，并多次鼓励他们坚持开展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创作。
1985年，尚爱仁调任陕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期间，他仍然坚持陕北民间文艺的研究和创作。1987年春节，他刚调任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 就参与组织领导原绥德老文艺工作者采风团回陕北绥德等 地进行慰问演出。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在家乡的土坑上，在戏场、秧歌场里，他再一次见到那些熟息的面孔，他与民间艺人们促膝攀谈，共叙家常。为了进一步促进陕北地区民间曲艺的创作，尚爱仁积极联络推荐榆林地区热心曲艺创作的李德忠、张俊谊、艾谱和盲艺人郭兴玉、马瑞增等人加入了陕西省曲艺家协会，并多次鼓励他们坚持开展陕北民间文化艺术的发掘、整理、研究和创作。
1991年，尚爱仁同志从第一线领导岗位退下来，但他仍然担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和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依然没有忘记陕北的民间艺术，没有忘记陕北的民间艺人。在陕北民歌手“东方红”的作者李有源去世36周年的日子里，尚爱仁以无限怀念的深情，写下了《李有源三十六年祭》的悼念文章。老一辈民间艺人一个个的离世，使他更加感觉到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决心要使陕北的曲艺文化事业有新的发展，他决心要使陕北说书后继有人，要让说书艺人有新的书说。他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 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陕北说书《救星临门》《闯王李自成》(连十本)。同时创作了中短篇陕北说书词30多篇。其中《一盘腊肉》荣获第二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陕北说书《新官上任一把火》于1996年1月参加了全省反腐倡廉文艺调演，荣获二等奖。
1996年，尚爱仁同志出席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曲协理事。同年12月，又光荣地出席了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地位变了，荣誉多了，但他对故乡的深厚情谊没有变，尚老每年都自费回陕北走一趟，看看曾经朝夕相处的老乡亲、老朋友、老艺人……
已故民间盲艺人党福祥的老伴，一提起尚爱仁赞不绝口：老尚是个好人啊，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六二、三年困难时期，他接济过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他。由此可见他的品德和他在陕北民间艺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原陕西省文化厅厅长李若冰先生在“谈《尚爱仁作品选》有感”一文中指出“爱仁是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艺术领导干部，也是个富有激情的诗人。这两种素质的组合造就了他献身的文化事业，也造就了他成为一个独具风采的艺术家。50 多年来，他就是通过自磨自励，在实践中不断充实自己，在风雨中不断陶冶自己，才使他逐渐健壮起来。他以自己全部生命体验，备尝从事艺术活动的酸甜苦辣。他生性机敏，谈吐恢谐，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他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当导演也当演员，当主角也当配角，台上台下都能露一手。他会拉板胡、吹笛子、弹三弦和吹唢呐，也会唱山西梆子、陕北碗碗腔和二人台，等等，真乃竭尽风流，可谓行家里手”。
已故民间盲艺人党福祥的老伴，一提起尚爱仁赞不绝口：老尚是个好人啊，从来没有嫌弃我们，六二、三年困难时期，他接济过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他。由此可见他的品德和他在陕北民间艺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原陕西省文化厅厅长李若冰先生在“谈《尚爱仁作品选》有感”一文中指出“爱仁是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艺术领导干部，也是个富有激情的诗人。这两种素质的组合造就了他献身的文化事业，也造就了他成为一个独具风采的艺术家。50 多年来，他就是通过自磨自励，在实践中不断充实自己，在风雨中不断陶冶自己，才使他逐渐健壮起来。他以自己全部生命体验，备尝从事艺术活动的酸甜苦辣。他生性机敏，谈吐恢谐，他多才多艺，多姿多彩。他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当导演也当演员，当主角也当配角，台上台下都能露一手。他会拉板胡、吹笛子、弹三弦和吹唢呐，也会唱山西梆子、陕北碗碗腔和二人台，等等，真乃竭尽风流，可谓行家里手”。
(李 林)